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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迎来大修，“沉睡”在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再一次引发人们关注。科技成果转化是个复杂的命题，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问题，实则需要小心求证。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到底如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哪些可以自己研发，哪些需要求助科研院所？科技中介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又如何在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当好“红娘”？本版今起推出“推敲·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报道，厘清概念，探究难点，找寻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的新路径。
　　——编 者
　　
　　误读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10%”一说并无权威出处，全社会科技成果总量尚无法统计
　　在媒体报道甚至部分官方的材料中，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40%至50%。这一数据从何而来？转化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差距如此触目惊心，国内一些学者忍不住要较较真。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修全告诉记者，事实上，学术界对于究竟何为成果、统计到哪个转化阶段，还存在很大争议。
　　澳门赌场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肖尤丹介绍，科技成果这一概念很笼统，即使在相关法规中也没有明确界定。科技活动的产出形式，既包括论文、研究报告、专利、设备、模型等结果性的科技成果，也包括科研活动中形成的信息、资料和知识等过程性的科技成果，甚至还可以包括通过科学研究活动培养、遴选出的优秀人才，以及通过产学研合作而结成的合作网络等。
　　由于对科技成果理解不同，李修全介绍，目前，我国的科技统计系统，从不同渠道对科研课题、专利、论文、软件著作权等进行的统计，都只是分别从特定的角度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产出进行某一方面的监测，且有交叉重叠。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方法统计出全社会科技成果的总量。
　　科技成果从初步应用到形成产品，直至规模化生产，通常要经历一个长周期，以不同转化阶段获得的数据来测算，结果截然不同。“有的三年五年，有的十年八年，现有调查体系难以支撑这种不确定周期的定量统计。”李修全说。
　　对于哪些属于科技成果，一直以来，科技管理部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鉴定。
　　肖尤丹发现，“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这一数据出处很模糊，一个明确出处的表述声称引用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中的数据。不过，在阅读报告原文后，肖尤丹并未找到这一数据。
　　李修全说，国外并没有成果转化的概念，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开展的技术转移和研究商业化统计调查，也仅是针对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究部门，并没有针对全社会进行统计或评价。“从科学测算角度，全社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个‘伪’指标。科技成果转化率只能在明确了分子、分母界定标准的前提下，在小范围内测算和使用。比如，某项基金所资助的研发成果得到产业化推广应用的比例。”李修全认为，把科技成果转化率当作一项全社会的统计指标，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理解过于简单了。
　　此外，李修全认为，看重科技成果转化率指标容易忽略基础类、公益类科研成果的价值，而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溯源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概念最早用于农业科技推广管理，后来外延被拓展
　　肖尤丹认为，“转化”意味着科技成果不但发生了“物理变化”，即从供给者到需求者，还发生了“化学变化”，即从成果到新产品、工艺、材料。而正是后者将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区别于国外普遍采用的“技术转移”概念。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而言，“转化”的要求显然要远远高于“转移”，由于职能、功能等方面的不足，通常难以实现从成果到产业的“转化”。“目前，科研机构和高校主要采用投资设立企业的方式实施转化，法律意义上仍属于‘技术转移’，而非所谓的自行实施转化。”肖尤丹说。
　　“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早期主要用于农业科技推广管理活动，反映特定农业技术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和使用情况。其后，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指标被扩展用于更广泛的科技计划。
　　肖尤丹认为，测算“科技成果转化率”是保留计划经济思维的行政管理手段。这一指标以科技成果登记、鉴定和奖励等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使得成果管理的行政导向与成果应用的市场导向存在冲突。
　　肖尤丹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指标被广泛使用，也反映出我国科技活动发展的一些阶段性特征。科技成果主要产生于科研机构和高校，而非市场创新主体的企业。对于企业而言，其研发及产出需要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并不存在所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只存在研发投入产出效率问题。而对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这显然就成了问题；而另一方面，目前，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习惯从科技活动本身来理解科技活动，缺乏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此外，我国纵向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缺乏有效评估投入产出效果的方式。
　　据了解，科技部等管理部门曾多次进行调研，并在科技成果管理、评价等方面尝试做改进。
　　潜质
　　委托开发、技术服务也是科技成果落地的途径，企业自主研发大有可为
　　肖尤丹认为，现实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前的科技成果统计方式，忽视了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普遍存在的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为内容的横向研发活动。横向研发活动普遍仅被视为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方式，其产出并不被列入成果登记、鉴定等成果管理的范围。
　　实际上，在我国的技术交易活动中，技术转让所占比例远远低于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类型。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编制的《2014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就显示，技术服务与技术开发是我国技术交易的主要形式。2013年全国共成交技术合同294929项，成交额7469.13亿元。其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额占82.88%，分别为3416.85亿元和2773.41亿元；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1083.76亿元；技术咨询合同成交195.10亿元。技术转让只占到了技术交易总金额的14%左右。
　　李修全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案（草案）》出台前，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行使主体不明确，由于涉及国有资产转移等问题，财政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在成果估值、转让收益处置等环节手续繁琐，规定不明，机构和个人都不愿承担成果转化中的法律或政策风险。这使得对成果显性转移转让的主动回避，导致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以委托开发、技术服务等隐性形式变通开展，无法纳入现在的成果统计体系。
　　肖尤丹认为，在统计层面，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横向技术活动被忽视，很可能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长期被低估的重要原因。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李修全认为，高校、科研院所应该专注基础和前沿研究，突破通用技术和关键技术，企业应该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承担其后续的实验开发等应用工作，在成果转化链条上有明确的分工，才能发挥各自的特点，促进转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一些行业领军企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大科研投入，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实验室到市场的距离。而在目前的格局中，科技中介应运而生，将为科研院所和企业牵线搭桥，也将有助于科技成果转化更为高效。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15-06-02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