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场

　　深圳创新能力越来越能和国际水平相媲美，产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图为南山科技园片区。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摄

　　2006年，樊建平来到深圳筹建澳门赌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至今已有近10年。

　　10年间，深圳的创新能力、实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深圳被作为创新驱动的代表城市，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市场和政府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与硅谷相比，深圳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圳应该如何继续发力？

　　就上述问题，南方日报记者与樊建平展开了深度对话。

　　1. 解码创新

　　抓住产业浪潮机遇 实现弯道超车

　　南方日报：现在各方面赞誉深圳创新的文章特别多，您在深圳工作快10年，觉得深圳的创新能力、实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樊建平：先说深圳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这些年深圳在人才方面的投入增加明显。记得2006年至2007年，深圳在海外招聘人才给的工资还比较高，到了2008年至2009深圳就比江苏、浙江等地的条件要差了，这不仅包括收入，以至于那几年我们抢夺人才已经不能同台竞争了。这几年，深圳对于人才的投入增加，包括项目课题的增加，让我们又感觉到在海外大学的全球招聘有了底气。尤其是2010年以后，深圳人才招聘力度增加，包括“孔雀计划”的实施，纳入“孔雀计划”的A、B、C各类人才的住房补贴分别达到150万元、100万元、80万元，这和其他城市比较起来力度就大了。

　　第二，从科研来说，深圳近几年从事科研的组织增多，这包括一些科研机构、大学。深圳先是引入了清华、北大、哈工大，后来又有南科大，以及这两年的特色学院。最近10年深圳科研的变化很快，水平也逐步提高，源头创新的力量得以增加，科研的力量比2006年增加了不少。

　　第三个就是企业的创新实力明显增强，明星企业增多。深圳创新的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或者深圳产品的档次都越来越能和国际水平相媲美。深圳在2006年的时候还和国际水平有差距，深圳先进院做机器人，从2006年起在高交会办了9年的机器人专展，这9年间，参加的国内企业在和国外同行比时觉得越来越自信。

　　深圳明星企业多的原因之一是企业的基数比较大。比如大疆创新、腾讯、华强、比亚迪等，从不被看好到被看好，这都代表着深圳力量的崛起。

　　第四个就是深圳创业者比较多、创客也比较多。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比，我明显能感觉到深圳的创业群体比较多。

　　从阶段看，深圳的创新转型经历了几个阶段。我1995年来深圳的时候，感觉深圳和东莞差不多，都是“三来一补”，东莞当年也做过很多创新。后来，全国各地在原有体制内感觉到有所束缚的人来到了深圳，这里比较自由和开放，让一些在做企业方面很有野心的人也来到深圳发展，慢慢培育出王石、徐航这批企业家。我认为这是深圳的第二阶段：做企业的人比较有想法、比较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就把自主创新做起来了，而当时东莞在做的是“腾笼换鸟”，现在看，深圳当时做得比较有前瞻性。

　　第三阶段就是以创客为代表的创新创业，这一阶段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如果再没跟上就很难跟上。实际上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广州，都有优于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但创新观念却不如深圳。

　　2. 市场驱动

　　官员懂市场规律 政府对市场干预少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现在深圳被作为创新驱动的代表城市，其实现目前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樊建平：深圳首先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比较强，市场化配置有一个好处就是公平和效益高，好的企业就容易能够出彩。在一些城市，市领导喜欢一家企业就可能把钱、土地给它，实际是政府的力量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干预了市场，这种企业绝对不如通过市场竞争出来的企业强。

　　当年“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四家通信设备商，巨龙通信已经倒下，而市场拼出来的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还在继续往上冲。所以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企业从市场竞争里面脱颖而出。

　　深圳与很多城市不一样，很多官员本身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比如原科工贸信委主任等局级官员都有在企业工作的背景，对企业发展的市场规律比一般公务员认识得更深，于是深圳在市场化方面做得比较好。政府有时对市场干预多了反倒会形成破坏力，比如对公平和效率的破坏，而深圳则一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其次，深圳的企业和企业家抓住了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产业浪潮和机会，进入发展快车道，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超车”。

　　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深圳还是在山寨。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它和平板电脑的销量超过了传统的笔记本电脑，并且利润还高过传统桌面电脑，这就让世界IT硬件中心从台湾转移到深圳。台湾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市场重心的变化，它没有意识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会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干掉，富士康来深圳代工手机也说明这点。

　　实际上这种趋势，台湾没有意识到，广州没有意识到，深圳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而是市场做出了选择，而深圳一大批企业抓住了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致富，进入发展快车道。另外，移动互联网产业上，虽然浙江、上海、北京、广州都看到这一市场空间，抓得很紧。但深圳有在硬件制造上的优势，或在和移动互联网的结合上产生一些奇迹性的企业。

　　深圳的硬件产业链很完整，从代工时代就积累了从PC到智能手机的产业链。深圳的企业可能赢不了苹果和英特尔，但是可以做到设计和发展速度快，原来PC机芯片18个月发展翻一番，有着固定的节奏，而现在深圳在手机芯片更新上打破这个节奏，再加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深圳在IT产业界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比如硅谷是从芯片开始，后面发展互联网就很快，深圳有智能手机的优势，中兴、华为、酷派等厂家，为移动互联网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再加上移动互联网领域还有很强的封闭性，将会带动后面的手机应用软件企业一起发展。最后，让深圳在IT界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第三，深圳市政府制定了符合城市发展的产业环境，提供了保护创新的法律环境。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直不多，相比于外地，深圳的官员和企业家纠缠在企业股权方面的案例很少。股权是企业市场经营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知识产权，如果官员或股东可以抢夺股权，那就没有人用心发展企业。深圳的法治环境在维护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股权方面做得优于其他城市。

　　第四，深圳人很年轻，创业创新的人才很多，数量上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世界上重大的科技发现、发明基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创造的，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和发明更是来自于年轻人，基本都是年轻学生，很少是已经工作的，更谈不上院士。

　　第五，深圳的文化对于鼓励创新的作用非常大。在内地很多城市，人们乐于谈论政治、玩乐，而深圳人，吃饭不谈政治，都是股票、投资、创业。因此，这种文化下的信息流、物质的转化都在围绕经济或者高科技，感觉上这个城市就是为经济而生、为高科技而生。深圳的短板，如高校少、不强，都很明显，但是依然还是聚集了这么多创新资源，有全国最好的创新环境就说明这点。

　　总结起来，深圳市场化的配置资源，企业抓住了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机会，政府在战略、法律、环境的营造，青年创新人才比较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构成深圳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点。

　　3. 对标硅谷

　　深圳与硅谷“长相”相似起码要10年

　　南方日报：现在外界给深圳冠以“硬件硅谷”的称号，对于深圳和硅谷的比较，您怎么看？

　　樊建平：这两个城市我觉得有点像，硅谷是IC（集成电路）起家，深圳也是，只不过人家起家早。我第一次到硅谷和深圳都是其建设十几年的时候，我感觉两个城市非常像。现在硅谷渐渐从IC到BT（生物技术），其生物科技发展得非常好，深圳这边现在也在开始搞BT。两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大概相差有20多年，但是我的感觉深圳搞好了，发展潜力比硅谷要大。

　　深圳的潜力一是在于人多。硅谷的人创业时在全球找人，找的主要是技术人员，而商业人才则都是美国人。深圳是从13亿中国人里面找商业人才，我相信中国的商业人才要优于美国。现在深圳的企业家可以和硅谷媲美，但是科技人才却差很多。技术人员则是深圳欠缺的，于是才有“孔雀计划”，但是深圳靠近香港，以东南亚为腹地来看，香港、台湾的科研力量都不错。

　　在资金方面，深圳未来可能会超过硅谷。再有20年中国的资金会超过美国，深圳则会超出更多。深圳和硅谷的差距，我感觉20年左右深圳将有可能超越硅谷。10年后，深圳大概可以在外延上达到硅谷水平，城市与硅谷“长相”相似。再需要10年，深圳才能在内涵上和硅谷一样，那时候深圳有可能是中国最强城市。

　　南方日报：深圳的短板又在哪里？

　　樊建平：深圳强的是产业链，弱的是源头创新。和硅谷相比，深圳没有斯坦福大学，没有加州大学洛杉矶旧金山分校，也没有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这样的国家级大型研究所。比如说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它有超级计算中心，有粒子加速器，这使得劳伦斯的高能、生命科学等都非常强。在人才上，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仅仅是设在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大概就有1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还不算斯坦福大学的人才。光看这一点，深圳的源头创新已经比硅谷差得非常多了。

　　在硅谷，劳伦斯还不是就一个，类似的国家实验室在硅谷有很多，一个大学大概有十几个国家实验室，再加上其他大学。总计算下来，美国有上千家国家实验室，而且在不断地调整变化。

　　近代科学的重大发明基本没有中华民族创造的。深圳今天生产了全球七成的智能手机，可是智能手机是美国苹果公司创造的，他们将手机和电脑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发明了智能手机。很多产品，都是别人先研发出来，我们在后面追赶。

　　当然，硅谷也有它的短板，就是产业链空心化。硅谷的很多产业链都基本转到台湾，能在硅谷留下的就是英特尔等高端的CPU等产品。一个电子产品打开，只有处理器这一片是美国的，其他便宜的零部件都是海外生产，而现在，手机拆开，里面零部件基本都是深圳生产。

　　深圳有这样的优势，能把三星吸引过来，在深圳设立了通信技术研究院，也能把麻省理工等研究机构吸引过来，那么深圳这种优势再强一些就会把更多的研发力量吸引过来，深圳如何扩大这种产业优势是值得探索的。

　　4. 源头创新

　　引入“鲶鱼”带动科研机制变革

　　南方日报：像您刚才说的产业链强可以吸引科研力量。另外，深圳也在不断引入国内外的先进大学和科研机构来深办学，这两种方式能否弥补深圳源头创新缺失的这一点？

　　樊建平：我觉得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中国30多年前改革开放时，国内全是国企，没有任何私营企业。想要改国企，就是引入外资，外资培养的人员做得好，中国人也看得到。我们虽然创新上不大有优势，但是学得很快，国企慢慢就学会了外资企业的做法。

　　现在我们在科研方面也是一样。国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没有像中国一样用行政事业这套管理办法。国内的体制机制离现代化的科研院所、现代大学差距非常大。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大变化，而科研教育领域则变化很小，科研机构也一样。

　　如果这种体制得以改变，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有更多自主权，那就会形成特色。比如美国的每个大学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有自主权，这是市场选择的权利。但今天国内的现实是，科研院所都死不了，干得好的也行，干得坏的也行。在现有的框架里面去改造是很难的。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来深圳后，如果过几年好学生宁可花10万元左右的学费去港中大（深圳）也不去我们自己的大学，那就倒逼我们的学校要变。这种变化引发思考：为什么你大学办得比我好？是老师不如人家？就赶快招好老师！招完以后还是不行？那就是管老师的办法不行、事业单位不行、校长选得不行，这样改变，可能15年中国的科教就改好了。深圳这样搞，这些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未必最后一定会怎样，但这种“搅局”可能会把本土大学搞好，这种做法实际就是“鲶鱼效应”。

　　在科研方面，政府改造就不如直接在深圳建设新型科研机构，如澳门赌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等。这些新型科研机构应该给他们鼓励，它们其实也是“鲶鱼”。从全国看，深圳就是“鲶鱼”。

　　南方日报：在5月召开的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深圳提出，在创新驱动方面，深圳要全球配置创新资源。您认为，深圳应该如何吸引和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

　　樊建平：刚开始是吸引和利用，但是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改革开放后，深圳吸引和合作了那么多企业，但最后还是要看华为和中兴，因为吸引来的资源未必是全心全意的。但是不合作，你就不会知道世界的水平在哪，我们这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投资金，大概是很难，但投了资金还要靠勤奋，靠资源投入，靠好的机制。深圳现在依然投入得太少。新加坡人口500多万，香港人口700多万，跟这些人口远低于深圳的城市比，深圳的科研资源都差很多。

　　香港1992年就有10所像样的大学，而深圳可以在经济上超过香港，但在科学教育上还是落后太多。香港社会很早就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但依然舍得在知识上投入，在这点深圳相比大概差距就要20年。

　　5. 政府角色

　　政府和企业做科研创新三七开

　　南方日报：在这样的创新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应该做的包括哪些？

　　樊建平：政府要做的就是补充力量，在科研和教育上加大投入。

　　美国的财政科研教育投入约20%的钱，这还不包括社会资金对于这块的投入。美国的大学多如牛毛，约3亿人口拥有3000—5000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而我们13亿人口就这么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现在世界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事知识相关的人增多，人们不再种地、不再当工人，服务业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最好的就是从事知识领域。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每二三十万人就应有一所大学或科研机构，每所大学或科研机构旁边就是一个孵化器。以色列就是平均二三十万人拥有一所高水平大学。中国达不到这个标准但也可以50万人拥有一所，那按照深圳的实际居住人口大约1500万计算，就应该有30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知识经济时代，智力一定要密集，在源头创新机构非常密集的情况下发展，而深圳和这些地方比较起来，还处在工业化中期水平，我们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还是很不够的，中国在逐步完成道路、机场等基本设施的建设后，应该逐步加大教育的投入。以澳门赌场深圳先进院为例，我们一年获得的科研经费连美国一个实验室的1/10都不到。

　　政府对于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再多都是对的，钱花出去至少会把人才吸引过来，这也能帮助深圳迅速招揽和聘用人才，而现在深圳的科研人才质量和数量估计还不如美国一所优秀的大学。

　　深圳要提高源头创新和科研能力，就只能是多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深圳为什么明星企业多？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基数大。科研也一样，“蚂蚁雄兵”，搞好科研环境和创新环境，一千个搞科研的总能出来一个英雄。

　　南方日报：政府在这其中要注意哪些呢？

　　樊建平：政府要注意自己的角色，不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要让市场去完成它的事情。政府在科技领域实际上有其局限性，官员的精力、专业知识有限，对世界前沿科学的了解难免短视，很多东西是发展了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其价值。这样的短视现在比比皆是，对源头创新项目价值判断的缺失，就会影响某些新兴产业发展。

　　因此，政府在配置科研投入的时候，要尽量减少其行政色彩。坦白地说，从全国来看，深圳在市场化配置资源上已经做得非常先进，但还是不够。

　　深圳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有资金、有实力，如果再有好的眼光，对一些科研项目进行持续的支持，这其中就会诞生源头创新的项目。政府应是裁判员的角色，做到公平公正最重要。不要自己搞科研机构。

　　目前深圳正在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引入更多的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待这些合作的学校，政府要给予资金投入，同时也要做到尽量不干涉其科研教育的自主权，这样每个大学和科研机构PK，就会形成一个知识的市场，就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定位。

　　这就像在经济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用了35年就把亚洲首富的位置“抢”过来了。如果科研和教育更加市场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可能用15年就会把世界科技的顶峰拿下。政府在管理大学和科研机构方面，应该学习国外经验，以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来管理，而不是按照政府规矩。

　　同时，政府也不是完全不涉及科研。深圳90%的创新在企业，但是企业不会搞非常源头的科研，这就需要政府投入，美国政府也是投了大量资金在基础的源头科研。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做的科研创新应该是三七开。

　　（原载于《南方日报》 2015-06-10 SC02版）